《铁流》是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1921——1924年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描写了十月革命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一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红军队伍，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，通过跟古班的哥萨克富农和白军的斗争，锻炼成为具有铁的革命纪律的队伍的故事。在1931年，曹靖华先生将《铁流》翻译成中文
，鲁迅亲自加以校订并自己出资，以“三闲书屋”的名义印行了此书。
鲁迅计划创作的中国式的《铁流》，要反映的内容是中央苏区红军反“围剿”的斗争。说到这部作品的创作起源，必须提到一个人，他就是著名的陈赓将军。
据冯雪峰回忆，1932年夏秋之间，中共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秘密抵达上海养伤时，曾经谈到红军反“围剿”战争的惨烈、艰苦和英勇。听到陈赓介绍情况的人觉得，红军的反“围剿”要超过绥拉菲莫维奇《铁流》中所写的内容，如果有人能把它写成作品该有多好呢，于是就想到了鲁迅先生。在冯雪峰看来，让鲁迅来写至少有两个理由：“第一，当时外国的记者或作家，例如史沫特莱，根据从我们这方面得去的材料写成文艺性的报告，也都成为很宝贵的东西，而以鲁迅先生的文笔来写，当然更能高出一等的，况且他是中国人，社会经验又丰富，无论怎样，可以写得不同一些的。第二，写不成小说，只写成像报告文学一类东西，也就很好了，因为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定很大的，尤其由他来写。”（冯雪峰《回忆鲁迅》，见《鲁迅回忆录》专著中册第614页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）
于是，冯雪峰便把这事跟鲁迅说了，鲁迅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个任务，虽然没有立刻接受，但也没有拒绝，只说看看罢。后来，鲁迅专门通过冯雪峰把陈赓请到自己家里（冯雪峰也去了），和陈赓谈了一个下午，还让夫人许广平准备了丰盛的晚饭，直到夜深才把他们送走。陈赓在和鲁迅谈话的过程中，不仅向鲁迅详细介绍了红军四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情况，还随手用青莲色的铅笔在一页稿纸的背面画了一张鄂、豫、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供鲁迅参考理解，这张图现在就保存在上海鲁迅故居里。
对于陈赓提供的情况，鲁迅十分重视，也由此对中华苏维埃和工农红军有了初步了解，打算根据这些非常惊人的材料，像绥拉菲莫维奇的《铁流》那样，也写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小说。不过，据冯雪峰回忆，鲁迅当时跟他说的是要写一个中篇小说，而且，鲁迅说：“要写，只能像《铁流》似地写，有战争气氛，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。”（出处同前）
另外，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·杂谈著作》一文中曾说：“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，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。”这里，许寿裳所说的三部长篇小说，就包括这部计划中要创作的中国式的《铁流》。
但是，这部作品最后为什么没有问世呢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：
第一，鲁迅缺少切实的亲身感受，创作准备不足。中央苏区的反“围剿”斗争，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，但由于鲁迅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、厦门、广东、上海这样一些大城市里，主要进行的是文化战线的批判与斗争，所以他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情况缺少感性的亲身经历，加之“他又不是说故事那样的作家”（出处同前，第615页），所以最后中国式的《铁流》最终胎死腹中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第二，鲁迅长期在文化战线上与反动当局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，不仅实际的斗争生活限制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，而且缺少创作长篇小说的客观条件。我们知道，鲁迅56年的人生历程中，杂文是其创作主流，特别是南下及至定居上海后，文化战线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，杂文便成为他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最便捷最迅速最锐利的武器，用他的话说：“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。”（鲁迅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第576——577页）鲁迅还说：“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，作者的任务，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，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，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。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，为未来的文化设想，固然是很好的，但为现在抗争，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，因为失掉了现在，也就没有了未来。”（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第3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）所以，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，便都让位于杂文创作，让位于严峻的文化斗争。也正因如此，鲁迅长期生活在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迫害之中，是反动当局恨之入骨的人物，既不能像郁达夫那样活得潇洒，也不能像周作人那样活得轻松，更不能像胡适之那样活得随意，很难有条件静下心来潜心于长篇小说的创作，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恰恰又是最需要良好的宽松的稳定的创作条件的，不能和形制短小的杂文写作相提并论。
我们分析鲁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不能付诸实施的问题，一方面要看到鲁迅有着极其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不倦地忘我战斗，以致自己的一些想法得不到实现。只有这样来认识问题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纪念鲁迅，缅怀鲁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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