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四年春的时候重修岳阳楼了吗？是什么原因导致百废具兴？

积贫积弱
北宋立国后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、防止地方割据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政治上，于内庭设“中书门下”（政事堂），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，为限制宰相权力，增设副宰相“参知政事”；军事上，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，增设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，由“三帅”分别统领禁军，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，又在中央设枢密院，掌控调兵权。财政上，设置三司（盐铁、 度支、户部），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，掌控财政大权。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，削弱官员的权力，实行一职多官，同时由于大兴科举、采用恩荫制、奉行“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”的笼络政策，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，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，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，“冗员”问题突出。
内忧外患
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，社会危机也在发展。宋代建国后，不但不抑制兼并，而且纵容功臣、大将们兼并土地。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，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，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，“富者有弥望之田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有力者无田可种，有田者无力可耕”。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。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。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，还有“支移”和“折变”等负担。在两税之外，还有丁口赋、各种杂变之税、徭役和差役。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。

这个其实我以为，应该是作者自己当时心情的写照，因为庆历四年正是范仲淹主持变法的时候，也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庆历新政，但是呢，但是他显然也认识到了，新政的路并不那么好走，或许反对的人会很多，这也是他在后面的文章中，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的原因。（顺便说一下，其实据考据党证明，滕子京在历史上是个大贪官，他在本质上跟范仲淹就不是一个层次，所以这更说明，范仲淹当时写这个文章，只是借这个楼来抒发自己的胸臆而已）